我握住他的手，掌纹里的老茧刻着半个世纪的革命岁月。“老同志，”我望向会场穹顶，红星的倒影落在每位代表的眼中，“当年的篝火，今天变成了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焊花；当年的步枪，今天变成了T-34的履带——但不变的，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承诺！”
最后一次扫视全场，伤兵的绷带、工人的老茧、农民的冻疮，在灯光下组成了最壮丽的苏维埃画卷。我知道，这场演讲不再是表演，而是与千万灵魂的共振。当我开口说出最后一句“胜利属于人民”时，后颈的伤疤突然不再疼痛——它终于与这片冻土、与这个身份、与千万苏联人的希望，完全融为一体。
散会后，一位列宁格勒的司机拉住我，他的手掌宽大，布满冰裂的伤口：“斯大林同志，”他从口袋里掏出块冻硬的黑面包，“这是我从冰面运输线捡的，德军的卡车坠湖前，我抢了半车面包——”
我接过面包，感受着零下40℃的严寒中，它依然带着体温。“同志，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等胜利了，你开着第一辆卡车进柏林，车斗里装满列宁格勒的黑面包，让德国人尝尝，什么是用生命守护的麦香。”
他重重点头，转身时，我看见他的大衣后襟绣着“生命之路”的字样，针脚歪扭却坚定。会场的灯光渐暗，却有无数小火把亮起——那是代表们用德军的火柴点燃的希望，像星星般缀满克里姆林宫的夜空。
午夜钟声响起时，我站在大会堂门口，听着《国际歌》的余音在雪原上回荡。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灯火依然明亮，像座永不熄灭的灯塔，照亮着冻土上的钢铁年鉴。后颈的伤疤在冷风中舒展，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不再有阿列克谢·西多罗夫，只有约瑟夫·斯大林——那个在熔炉中锻造的、与人民共生的领袖，将带着千万人的意志，走向1942年的钢铁黎明。
锤音碾过冻土眠，火星迸作北斗悬。
且看红旗熔霜处，每道犁沟皆誓言。
煤油气灯在穹顶红星上流淌光晕时，代表们的皮靴声尚未消散。我握着讲台边缘的手指还残留金属冷意，掌心却烙着千万声“乌拉”的震颤。老布尔什维克留下的旧党章躺在讲台上，封皮弹孔对着我后颈——那里曾反复练习斯大林的威严姿态，此刻因激动而发烫。
“斯大林同志。”
裹着列宁格勒围巾的女代表从廊柱阴影走来，手中玻璃瓶盛着拉多加湖冰水。她是破冰船队领航员，三小时前刚讲述过“生命之路”上每公里冰面下沉睡着三辆德军卡车。“这是船队打捞的德军望远镜。”镜片十字线已被焊枪烧熔，内侧新刻的“前进”二字渗着暗红，“现在挂在破冰船桅杆上，船员说这是驶向柏林的罗盘。”
我接过望远镜，镜筒冰凉贴合掌心老茧——那是与矿工代表握手时被煤渣磨出的灼痛。“告诉同志们，”指尖掠过她围巾上的冰棱红星，“破冰船铁锚砸在柏林墙根时，镜片会反射克里姆林宫的曙光。”她睫毛凝出泪珠，突然抓住我手腕：“轮机长说您的演讲让湖水沸腾，我们破冰时，湖底德军潜艇在敲饭盒打拍子！”
走廊尽头，独腿伤兵正用枪管勾住门框贴标语，纸张背面露出未撕净的德军“巴巴罗萨”传单。我帮他按住边角，胶水寒气混着磺胺粉味道。“捷尔任斯基工厂新印的海报。”他用枪管敲着“T-34碾过勃兰登堡门”的油墨画，枪口准星对准希特勒钢盔，“钳工们说每辆坦克履带都要先碾过讲台，沾点克里姆林宫的火气。”
